我的生活随笔

全中国最清廉的人(全中国最清廉的人物)

  事迹:女,汉族,身高1米84。祖籍中国天津,著名女子排球运动员、教练员,1973年进入北京工人体育馆少年体校排球班练习排球。

  1976年进入北京市业余体校,同年入选北京市排球队;1978年入选国家集训队。凭借强劲而精确的扣杀而羸得“铁榔头”绰号。曾入选中国体育劳伦斯奖第二届(1980年)十佳名单。

  事迹:87岁,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

  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事迹: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始终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树立了勤政廉洁的公仆形象。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粮食定量低,职工们吃不饱,王进喜就叫老伴儿把玉米面炒好,装在袋子里带在身边,吃饭时就抓把炒面充饥,有时干粮袋忘记带了,就借故走开饿一顿,从不吃井队的饭菜。对王进喜来说,饿上一两顿是常有的事。他同母亲给全家定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

  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

  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

  如:张富清一辈子清正廉洁、干净做人。他这样要求自己,更是这样要求家人的。多年来,张富清一直保持朴实纯粹的作风,不给组织添麻烦,住的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屋子,屋内只摆放着最简单的家具陈设,他坚决不用自己的关系为儿女们开后门找工作。

  而当“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奋斗者”等一个个荣誉接踵而来后,老人依日保持着俭朴恬淡的生活。

  “做人要知足,要懂得感恩,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经常给家人念叨的话。他的生活“秘诀”是“比”:和过去比、和困难群众比、和牺牲的战友比。

  “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没得什么要求了。”张富清用扎根山村的无悔选择,交出了一名老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答卷,更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初心本色诠释出一名员的清正家风。

  谈及“贪官”二字,无人不痛恨之至,从古到今,贪官从未真正淡出我们的生活中,古有贪官剥削压迫使民不聊生,今有贪官钱权交易阻碍社会公正秩序。对于我们所看到的社会而言,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社会的表面,而没有看到社会所隐藏起来的阴暗面。正如今天我们所将要探讨的主题一样,历史中涌现的贪官污吏并不少,但是却有那么一些清明廉洁的官吏让本浑浊不堪的官场有所慰藉。

  第一名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他以清正、贤能而受到百姓的爱戴,为当时社会中清官的典型代表。在在朝为官的数十年中,能够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定心态。作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宰相,生活中极其朴实,甚至家中家徒四壁,连棺材都没有准备,妻儿都吃穿简朴,着实令人钦佩。

  第二名是西门豹,不知道大家对西门豹是否还有印象,在中小学课程中,有一篇专写“西门豹惩治河伯娶妻”的迷信活动,其中表现了西门豹如何惩治信奉当地河伯迷信的主导人员。其实,西门豹对邺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带领百姓修水渠,修筑很多利民工程,为邺城百姓做了很多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了百姓脱贫致富。

  第三位是西汉时期的官员张汤,因审判陈皇后及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等事情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但是后来受朱买臣等人的陷害,汉武帝听信了谗言,张汤被迫自杀,在抄家之际发现张汤家所有财产并不超过五百金。

  第四位同是汉武帝时期的官吏黄霸,他擅长对郡县的管理,在治理问题上,张弛有度,政绩傲然。后世常说的“龚黄”中的“黄”便是黄霸,“”龚黄”是“循吏”的典范,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包青天之意。

  第五位是狄仁杰,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看到过以狄仁杰为人物主角的电影吧,他在勘察案件和断案方面有过人之及,十分受百姓的欢迎,武则天对他也甚是器重。

  第六位是唐代的审讯高手徐有功,他一直任职审案官,他严格依法执法,正直清廉,了不少冤假错案,因刚直不阿的特性,对每一件案子都公平审理,所以也就不存在走后门解决案件的情况了。

  第七位,北宋时期的包拯,北宋时期涌现了很多清官,但包拯在众多清官中算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了,素有“铁面无私”之称,即使是在今天,也常用“包青天”一次来形容公正廉洁的官员。

  第八位是明朝的海瑞,海瑞这个人十分体恤百姓,除掉正常的俸禄之外,他不会多拿一分钱,甚至还将俸禄全部捐出去,还经常“教唆”属下一起这样做,但是海瑞死的时候连棺材钱都没有,最后还是各位同事朋友一起凑钱安葬了海瑞。

  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

  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 *** 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

  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

  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

  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

  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

  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刘伦堂(1940—2014),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老鹳庙社区原党总支书记,2014年6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当年中央组织部追授他“全国优秀员”称号,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其事迹被拍成电影《刘伦堂》,讲述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群众改变落后面貌发家致富及其一生“清廉如水,一心为民”的感人故事。

  李庆军,生前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2018年9月28日,年仅54岁的他因肾移植手术失败,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离开了他眷恋的亲友和同事。

  从事政法工作25年,他不贪图名利,坚守普通工作岗位,用点滴小事书写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对审判事业的热爱,被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评价为“是出彩河南人的代表,是新时代的好典型”,是“既干净又干事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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