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随笔“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成了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一位98岁老人接受采访时说道。而现在这位老人已经104岁高龄，他见证了共和国一步步强大。
老人住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平平无奇的四合院里，四合院里的装修很简单，像是几十年前的那种陈设。在客厅里有一张很有历史感的沙发，颜色有些发黄，人一坐下去能有一个坑。客厅侧面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是用来待客的，在角落里有一台地球仪，每当全球发生大事的时候，老人就喜欢盯着地球仪看。
老人生活很是简单，平时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再则就是品品茶，写写书法。除此之外对生活中没有过多的要求，唯一的心愿就是在不劳烦别人的情况下，上街去找个小馆子吃一顿。
然而就这样一位元勋人物，能省则省，从不愿意多花公家一分钱。对于儿子陈宜昌的教育甚至可以用苛刻来形容，“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没钱，衣服也挺旧的。”这是宋宜昌同学对他的评价。而这一切，都来自宋宜昌父亲近乎苛刻的教育。
1917年，宋平出生在山东莒（jǔ）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都在为了一家的生活而奔波，大部分农村孩子都没有上学的机会，早早地为家里分担些压力。
宋平虽然长相与普通人家孩子无异，但从小就展现了异于常人的聪慧。这让父母决定一定要供他读书。事实证明，宋平父母的决定是正确的。
17岁时从中学毕业，18岁考入北平大学。进入北平大学之后，年少轻狂的宋平与一位老师意见不合，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因此被迫退学。退学后宋平只好重新回到中学读书，一年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此时的宋平收起了年少轻狂，多了些沉稳。在清华大学内，宋平凭借着过人的交际能力和超前的思想，使得宋平一跃成为清华园里的风云人物，一时间很是耀眼。
清华仅学费一项，便能养活当时好几个家庭，以宋平的家境，根本无力支撑他上大学。能够在清华大学读书，多亏了他哥哥宋寿田的无私帮助。哥哥在一次幸运抽奖，抽中了3大洋的现金，这是飞来的一笔巨额的财产。哥哥知道弟弟读书需要用钱，便把这3大洋全部交给了宋平。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幸运也是。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大清华南开相继遭到轰炸，宋平的求学之路也一波三折。也是在这一年，宋平加入了中国，成为了一名员。11月1日，北大、清华还有私立文科大学为躲避战乱，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之后又一路南迁，次年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迁至昆明，宋平也随学校一起到了昆明。
宋平随着学校一路南迁，此时他正在清华大学的毕业班继续读书，一年后便可以学成。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山河破碎，国家蒙难，国军一路退守，土地一步步沦陷，宋平发现自己也不可置身事外。身为青年学子的宋平，逐渐对的抗日失去了信心。
1938年，当时中国文盲比例超过了90％，会识字的也只是念过几天书，上过大学的更是少之又少。像宋卫平这样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在延安一只手数得过来。这样的高材生，组织是舍不得让他上前线的。到延安之后，宋平被安排在了后方，从事宣传工作。
其实早在1936年，宋平在老师的引导之下，便开始了革命工作，渐渐接触了的革命思想。从那之后，宋平对革命就有了赤红色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也伴随着他的一生。
到延安后，由于笔杆子硬，邓平被安排做宣传工作，之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担任研究室秘书一职。在别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份闲差，但工作却十分繁杂。
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各种文件多得数不过来，而能够处理这些文件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文件需要经过他的手，处理完之后才能归档。这无疑加大了宋平的工作量，做不完就加班做，宋平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情，但却没从他口中听到半句怨言。
做事认认真真，工作兢兢业业。这也被组织看在眼里，不久之后便调任到重庆任《新华日报》资料室主任，负责新闻编辑的工作。
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时代，民众获取消息的唯一渠道便是报纸。因此报纸也被称为“舆论的喉舌”， 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份份报纸就像是无声的子弹，射在敌人的胸口。报社的工作对于宋平来说，这是一份十分艰巨的工作，并不比上前线打仗轻松。
而后由于在报社工作十分突出，宋平又相继调任组织科科长、教育处处长、延安中央党校干事等职。对于宋平来说，每一份工作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每一份工作宋平都能以最快的速度上手，以赤焰般的热情去完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平成为了新华社的负责人，与此同时还兼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就任周恩来秘书期间，多次前往中央汇报工作。坚定的信仰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迅速获得中央的认可。
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全部挥洒在了延安，挥洒在了那片神圣且充满着红色文化的革命圣地上。那时候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他在这样艰苦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将所有工作都出色完成，他的努力自然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在1938年到1947年的9年时间里，宋平同志任周恩来秘书一职。1947年，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平被派往基层锻炼，在某个区任区委书记。
能力突出，学习能力又强，宋平的职位扶摇直上。1952年后，宋平重新回到中央，担任劳动部副部长，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纵使荣誉满身，身居要职。但农民出身的宋平同志，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甚至有些苛刻。宋平给周恩来当了九年的政治秘书，对周恩来为国为民，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还历历在目。宋平时刻以周恩来为楷模，即使不能达到周总理的高度，也要紧紧跟随总理的脚步。
高调做事，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一直贯穿了宋平的革命生涯，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他担任周恩来秘书的经历。朝夕相处的革命生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一直在影响着宋平，周恩来也成为宋平心中的楷模。
建国以后，在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们，本来到了享享清福的日子。然而在这种环境中，有人逐渐丢失了自己的信仰，从天堂跌入了地狱。但宋平却在无数人的吹捧之中，秉承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添砖添瓦。
1972年至1981年期间，先后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军区、甘肃省委等要职，手握地方大权。也是因为这个官位，不知有多少亲朋好友想要和他拉关系，拿着钞票和礼品，就想求他办点事情。
宋平两袖清风，从未用自己的身份要过一针一线，怎么可能会拿钱办事？都说清官难做，一是难以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二是难处理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身居要职的宋平，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以及在党旗下的宣誓。而每当有人拿着东西来求他办事，往往是还没进门，便被拦在门外。
1953年期间，宋平任职劳动部副部长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陈东林（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的父亲是宋平的同事。与此同时陈东林也是宋平儿子宋宜昌的同学，所以两家之间关系很好。
陈东林听领导说，宋平退休以后，从没有因为公事批过条子，但唯独在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盖办公楼的时候，特意打了一声“招呼”。
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是由中央批准成立的，是为新中国修国史的研究机构。但在机构成立几年后，还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哪里有空位子就搬去哪里，甚至一度跑到招待所里去办公。
在宋平看来，修国史是一件大事，国家历史容不得遗忘，否则怎能对得起先烈？此时宋平已经退休，为此还专门给国家计委打了招呼，强调修国史的重要性，请他们一定要对盖办公楼的事情给予重视。
在政治局常委任上时，宋平的专列要去北戴河，而儿子宋宜昌也有事要一起去。本以为这是顺路的事情，在火车上顺便找一个位置就能解决。然而宋平坚持要儿子自己去买火车票，自己坐车去，坚决不让搭公家的车。
之后宋宜昌妻子单位发生变动，工作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面临下岗。宋平得知此问题后，责令单位领导不准帮忙安排工作，要让她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对于公与私的问题，宋平怕搅来搅去分不清楚，就采用一刀切的态度，甚至是有些不近人情。有些人总问：“宋老这样对自己子女都这么严格，是不是太爱惜自己羽毛了？”
陈东林就此问题作出了解答：“我觉得不会，他的位置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了，一生兢兢业业，清清白白，党内外的名声都很好。本来已经没有必要这样要求自己了，但年轻时候严格要求自己惯了，老了改不过来。”
2014年，《国家人文历史》刊登了宋平接受采访的文章，按照期刊的规定，凡是要刊登的采访稿内容，都必须支付稿费。为此陈东林还专程赶去宋老家中送稿费。然而还没等进门，便被宋平秘书拒绝了，秘书说道：“不能收，宋老说了，接受采访时他的工作，既然是工作怎么能收稿费呢？”
2015年12月，陈东林采访了宋平，一同被采访的还有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王春才是宋平的老部下。王春才一见到宋平，便把珍藏多年的国家计委1987颁发的委任状拿了出来，说道：“宋老，我是您的老部下啊，还记得吗？”宋平看到委任状，似乎有些想了起来了些什么，便问道：“你现在多大了？”王春才回道：“我82了。”
宋平说：“你还年轻，还能为国家做不少事。”在座的人都笑了。看似是一句玩笑话，却囊括了宋老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从1938年正式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到1992年卸任政治局常委，在56年时间里，宋平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
在这之前，宋平曾专门为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宋平是不轻易题词的，不管谁来都不好使。如果一定需要宋平题词，那也要通过组织申请，然后再找到秘书才能拿到题词。在这次采访前，攀枝花方面还专门带来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想要送给宋老当个心意。
陈东林早前已经有过提醒，建议不要送东西，宋老不会收的。但这次依旧带来了一块攀枝花的苴却（jū què）砚，这是当地的特产，价值不高，用于聊表心意。但宋老看到礼品后，坚持不收，宋平说：“中央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礼，还是把砚退回去吧。”
陈东林陆陆续续采访了三次宋平，时间跨度有十几年，但宋平几次采访穿的都是同一件白衬衣，这引起了陈东林的注意。便私下问宋平秘书：“宋老怎么总是穿同一件衣服啊？”秘书解释道：“他只有这件衬衫比较齐整。”
陈东林继续问道：“在广场大阅兵的时候，穿的是不是也是这件？”秘书给出的回答依旧是肯定的。
其中背后的故事不言而喻，这么多年来，宋老一直没有舍得换一件新的衬衣，也许跟陈东林说的一样，节省习惯了吧。
宋平的儿子宋宜昌出生在1948年，那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如排山倒海之势，革命胜利也是近在咫尺。因此宋平是成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原本凭借着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轻松谋得不错的生活。
宋平是从一位农村子弟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读书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因此在教育儿子方面，一直将读书放在首要的位置，每次考试都对成绩有很高的要求。
宋平对儿子的日常生活，一直坚持“穷养”的标准，丝毫不会以为自己是做官的，对儿子的生活放水。宋宜昌很少能感受到父亲细腻和蔼的一面，更多的是如同长官般的令行禁止。
宋宜昌后来回忆，父亲给的生活费一般情况只够吃饭，保证不会饿肚子，其他的多一分钱都不会给。作为一个堂堂国家干部的儿子，宋宜昌的学生生涯似乎并没有想象的好过。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宜昌始终保持着勤劳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点为宋宜昌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工作以后，宋宜昌兢兢业业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宋宜昌是科普作家，也是军事文学家，还会好几门外语。从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之后，到甘肃科技情报所做过外文资料员，由于扎实的文字功底，他进入了科普出版社工作，出任编辑一职。在这期间，宋宜昌写下了著名的《海军史》《北极光下的幽灵》等科普读物。
由于父亲从来不会给他任何关照，所以宋宜昌也只能自己打拼。一直到退休的时候，也不过是科普出版社的一位副编审，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80年代以后，在两山轮战的推动之下，军事历史小说在国内开始兴盛。宋宜昌也迅速成为军事小说界的翘楚。宋宜昌在80年代，先后写下讲述了太平洋战争的《燃烧的群岛》，讲述德国潜艇战的《北极光下的幽灵》，而这些军事小说，在中国军事科普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祸匣打开之后》是宋宜昌的又一部军事巨作，这部小说以军事为基础，而又带有大量的玄幻作品性质，从国家层面上升到全人类的层面，开辟了中国现代军事玄幻小说的先河。而这一切，都是宋宜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接受采访时候的宋宜昌直言，他所取得的成就，一切都离不开来自父亲的培养。
陈东林与宋宜昌是同学，前几年两人聚会的时曾聊起过校园生活。陈东林说道：“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没钱，衣服也很旧”。
宋宜昌说：“那是我父亲管着我啊，太严了。每个月就只给够吃饭的钱，父亲有时候忘了给，我只能向同学借点饭票，同学们都以为我家里很穷。”
2017年，是宋平的百年寿辰。子女和曾经的老下属们，想要为老人举办一场寿宴。但无奈不知道具体生日。多方打听，但无一人知道老人的生日。
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宋平从未告诉自己的生日，就连子女追问也是无可奉告，自己也从未过过一次生日。对于所谓的百岁寿辰，宋平也是极力反对，最终这场生日宴也就不了了之。
2016年7月，王丹一同志离世，宋平同志送去了花圈，这是宋平同志最后一次送花圈。因为在1920年之前出生的开国元勋们，仅剩自己一人了。但宋老先生并不孤单，因为陪伴他的，还有他和战友们一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
2013年，宋平为《共和国日记》作序。这本书每年会出版一本，记载了共和国七十年来的发展和探索之路。宋平在序中写道：“从建国起，六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成为了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的是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