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随笔在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和关巧红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两人都是为了复仇而活，但是等真正看到自己的仇人后却又有了胆怯之心。最后关巧红看到李天然复仇成功后，就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到。其实电影里的关巧红是存在历史原型的，那就是被称为“民国女刺客”的施剑翘。施剑翘复仇案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熟悉，早在2014年其实姜维就拍过施剑翘的传记，也是由周韵饰演施剑翘。不过把这个人物放在电影里能了解的人就更多了。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施剑翘复仇案到底是怎样的，最后有没有复仇成功呢?
日前正在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暗藏了很多“民国梗”，其中女主关巧红(周韵 饰)被指为著名的“民国女刺客”施剑翘。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其父施从滨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后为军阀孙传芳斩首。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放小脚、练枪法，最终开枪刺杀孙传芳。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女子，为报父仇，经过怎样精心的谋划，其间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且看她的自述。
192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先父施从滨任山东省帮办军务兼第二军军长。孙传芳阴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领兵北上，因怀恨先父不同他合作，竟将先父杀害，并且割头示众。我于是下定决心，誓报父仇。
我是个女子，弟弟们又年幼，要报父仇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叔兄施中诚身上。他曾在先父遗像前宣誓，坚决为我父报仇。不料中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
1928年，中诚的保定军校同学、我们同姓人施靖公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路过我家借住，表示他自己也受过先父的培植，有为先父报仇的意愿和打算。我当时报仇心切，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了婚。谁知报仇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甚至不让我提一提，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二次失败。
从施靖公来自北方的客人谈话中，我知道孙传芳正在天津与日本特务土肥原勾结，阴谋发动华北事变，孙想做“华北王”。1935年6月，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天津娘家，了解到孙已迁住英租界20号路。当时有三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第一，怎样接近孙传芳;第二，从哪里能得到一支得心应手的手枪;第三，是母亲的安全问题和两个孩子日后扶养问题。
要想弄到一支手枪，只要有钱，从日本租界洋行里是可以买得到的。只是一个女人去买手枪，可能惹出麻烦，反而把事情弄糟，我不敢贸然去买。事有凑巧，八弟则凡的同学朱其平1934 年路过天津时，曾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我家，事先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十弟穆甫偶尔拿出这支手枪同我开玩笑，我如获至宝，后来就是用这支手枪打死孙传芳的。
安顿好母亲和两个孩子后，我到耀中礼堂里找到了孙家敏(孙传芳女儿)。我送她上汽车时，记住她家汽车号码是1039号。1935年的中秋节那天，我发现1039号汽车停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看到了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仇人孙传芳。
我到孙的住所英租界20号路去过几次，看到他住宅的院墙特别高，还安装有电网;两扇大铁门经常关着。我曾幻想去到他家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烂;或者在他门口摆个小摊卖点东西，以图慢慢地接近。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实现。后来又打听到8月17日是孙的岳母80寿辰，我想送点礼物混进去动手，又考虑到人多混杂，开起枪来容易误伤别人;而且万一一枪打不死孙，我反而白白地牺牲;同时在租界上，又怕给祖国带来灾难。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先父遇难十周年纪念日，我到日租界观音寺给先父烧纸念经。可能是我哭得太痛心了，当家和尚上楼来劝我。我无意间问他烧纸念经不过尽子女的一点心意罢了，和尚很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是迷信的话，也不会传了几千年，到现在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吗?”听到这话以后，我就详细地同当家和尚攀谈，从而得知他们都是东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孙是理事长。经确认此事，我到居士林去，通过一位女居士介绍，化名董慧入了居士林。一天，居士林从南方请来一位法师讲经，大殿佛龛前放了一个大的供桌，讲经的和尚坐在中间，桌子西边放着两把太师椅，一个是林长靳云鹏的座位，一个是理事长孙传芳的座位。那天孙传芳也来了，他身材不高，两个三角眼。当时我注意了开枪的方向，(琢磨)怎样开枪比较方便，同时不致伤害别人。
我同八弟则凡、叔弟中达三个人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逐一进行检查研究，并补充了几项：第一，准备一份告国人书和印刷几十张卡片(传单)，打算在打死孙传芳后于现场散发，使施剑翘亲手打死孙传芳为父报仇这一事实叫国人知道。第二，为了不要牵连朱其平，关于手枪来源，可以说是在太原从一个手里买的。第三，做一件合身的大衣，便于携手枪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样式，要便于取出手枪，以免临时误事。第四，约定在11月13日(星期六)动手。
送走母亲以后，我积极准备告国人书，写好几封遗嘱，以备万一;又用四元钱买了一架小油印机，印了60多张卡片，一面印的是两首诗：
11月13日那天清早下雨，考虑到孙传芳可能不到居士林去，我要了两次电话问居士林也没有要通。去了居士林，一会儿工夫，一个工友匆匆忙忙地在孙传芳的座位上放了一本经，孙披着黑海青(和尚穿的衣服)进来，坐在他固定的那个椅子上。我没带枪，非常着急。考虑到今天下雨，来的人少，不至误伤别人;同时约好今天动手，弟弟们都在热烈地期待着，还是说干就干。于是我离开居士林，租了一辆汽车回到家中，把文件和枪都带好。
回到居士林，考虑到在那安静的场合，假若我突然地起来会被别人注目，于是我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介绍我入林的张居士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我答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我在大衣口袋里打开手枪的保险，枪一出袋，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孙立即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孙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两枪。
然后我把手枪的保险关好，放在口袋内，把大衣左袋里的几十张卡片拿出来，撒在院子里，并且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我喊了半天，院子里站的和尚和居士都在发抖，没人开腔。我只好到电话室打电话给警察局，在还没有通的时候，进来了两个警察。我即告诉他们孙传芳是我打死的，并掏出手枪交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带我去自首。
由于舆论都在同情我、支持我，国民政府被迫做出特赦的决定。1936 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下了特赦令，10月20日我从监狱里出来。事后了解到，关于我的特赦问题，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诸位先生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专程到南京访问他们以表谢意。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是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从近十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物(包括内部出版物)中精选裒辑而成的大型史料丛书。分为《政治军事编》(8卷)、《军政人物编》(3卷)、《经济工商编》(3卷)、《文化教育编》(3卷)、 《民族宗教编》(1卷)、《华侨华人编》(1卷)、《社会民情编》(1卷)等7编20卷，共3000万字。
该书所收史料的主要内容，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入选篇目均为各类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提供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资料，所述大多是亲历或亲见、亲闻，只有少量是通过采访和调查研究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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