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堂阿尔勒（三影堂+3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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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摄影收藏还是一件新鲜事。尽管图片已经是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了，但收藏摄影似乎仍是一件遥远的事。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影像收藏市场逐渐活跃，越来越多的人与机构开始意识到了影像的价值：出色的摄影是时代的见证，也具有艺术价值，连接了个人与集体记忆。

　　一些民营机构走在了前面，还有那些个人收藏者。他们或系统性地围绕一条主线，或全然出自自己的审美，率先投入摄影收藏。而即使是那些最平凡的家庭相册，当我们偶尔拿起它时，褪色的画面仍然会不经意敲动着我们的心。他们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保留下的影像终究会成为社会、成为家族以及个人的一份宝藏。他们为什么要收藏摄影？怎么收藏的摄影？这些摄影的价值在哪？澎湃新闻在这里采访了这些中国摄影收藏的“先行者”们，听他们聊聊关于收藏的那些事。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是国内首家专注于当代摄影艺术的民间机构，由中国当代著名的摄影艺术家荣荣和日本著名摄影艺术家映里夫妇于2007年6月共同创办。澎湃新闻记者连线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办人荣荣，聊了聊他个人及三影堂在摄影传播、摄影教育及收藏中的感想和希望。

　　“三生万物，影像中有无限的可能性”——在阐释“三影堂”名字由来的时候，创办人之一荣荣这样介绍道。荣荣，当代摄影艺术家，他以人与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关系为艺术表达核心，创作了包括《东村》《废墟》等系列作品。自2000年起与妻子——日本摄影艺术家映里联名创作。2007年6月，两人共同创办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并创立了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摄影奖（TSPA）”。“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想要强调的是影像的独立性，”在强调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一门独立的艺术种类，三影堂做了很多工作，“试想一下，当有一天国家的博物馆里，比如齐白石的画旁，还能有比如说吴家林的摄影作品，我想摄影的地位就真正得到了认可。”

　　澎湃新闻：2014年，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中国摄影及摄影收藏市场面临的一些现状，8年过去了，是否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荣荣：首先一点，无论是作为历史文献的摄影收藏或是作为艺术机构的收藏，对三影堂来说，始终都是以独立摄影家的视角出发，是关注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国内摄影的现状来看，对摄影的重视度，无论是从文献、历史，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大环境上仍然有所欠缺。

　　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国内的影像机构发展了起来，比如北京的光社影像中心、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包括影上书房，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还有成立三年多的成都当代影像馆等等，都是在这七八年间发展起来的，是很不错的。当然它们都是作为民间的机构发声的，但如果连这些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们这个摄影的生态也就太可怜了，这是一种生态的建设。

　　仔细想想，我们人口这么多，摄影人也是这么多，我们不能总是在发烧器材，而不产生作品。我们应当看到摄影家的视点，去梳理什么更重要。远的不说，民国就有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摄影师，比如骆伯年、金石声等，它们有很成熟的艺术体系、摄影的概念。摄影到现在不过200年历史，这些摄影师是我们还能接触到的，他们都还有家人，保留和利用这些作品，但显然不能永远靠家人。这么好的作品，应该在国家的博物馆里收藏，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位置，才能够起到对大众更好的教育作用。教育和传播是很重要的。

　　这个事情难不难？我觉得是有几个层面的因素：人当然是首要的，还有就是制度，有没有一个体系，这和几年前我在别的场合表达过的没有区别。人在这个位置上，想做一些事情，那就有机会。比如说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做了摄影双年展，也做了摄影的传播和研究。但有时候人一离开，后面的人兴趣点不一样，可能就断了。现在新的馆长王绍强也对这方面有研究，所以又重新启动起来。但实际上不能因为人走或人的偏好就影响了机构的核心，还是需要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宗旨，建立起一个生态要有人去维护。无论注重的是哪一个版块，是历史的、文献的，还是当代艺术的，都有太多空白可做。

　　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都成立了摄影部，我觉得这当然是好事，但要是没有一笔经费和人员组成就没有用。成立一个部门，就要有专门的人力和预算具体去操作。院校里有摄影部是好事，但预算还是要明确的。一年多少预算，全部用在影像上面，不是说一个囫囵的“艺术”门类，有了预算也被油画、版画、水墨其他版块分割了，等于又是空白。然后要去做收藏计划，要收藏三个、五个艺术家，经过委员会或者别的什么机制来推荐，这样才有机会慢慢做起来。

　　国外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做收藏，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做起来的。他们也就是比我们早几十年。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意识，那也是不晚的。关键要觉得这个重要，要去做。

　　澎湃新闻： “其实现在是中国摄影家最好的时期，对收藏家来说也是最好的时期。” 2014年，你曾在采访中提到中国摄影和收藏家处于这样的一种环境，怎么理解？

　　荣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还没有资本进来，也还没有投机者进来，也就是说还可以买得起，实际上到现在还是这样。买一张画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你有这样的一笔钱，都可以买摄影师最重要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对收藏家来说，作品很少人去触及，就还可以拿得到手。而对摄影家来讲，现在中国社会在高速变化发展中，整个外界的变化很 *** ，视觉上就非常的丰富。作为摄影家，有本能、敏感度去关注社会当下的一些问题，能够表达出来，就是“很好的”一种现状，关键是如何用摄影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而对三影堂来说，其实收藏非常有限。在三影堂创办之前，是我跟映里的有一些收藏。在2000年到2004年左右，我们的一些作品被收藏了，我们也就更有机会去收藏别人的和我们喜欢的大师作品，那时候就是很单纯凭个人喜好开始收藏。2007年三影堂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要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明天能不能不关门”，所有的资金基本都围绕着运营和摄影展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

　　2009年三影堂开启了面向全球华人、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摄影奖”项目，意图将中国当代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三影堂摄影奖”大奖是八万元的奖金，获得者的作品也会留给三影堂，算作我们的一类收藏。毕竟无论如何，做收藏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一直投入在里面，如果有非常喜欢的，我们肯定也不会放弃机会。

　　澎湃新闻：除了收藏，我们也希望了解三影堂在日常是如何运作展览、收藏、学术和公教等不同方向的内容，有没有过困难的时期？

　　荣荣：大家普遍了解的是，我们有展览、画廊、出版、咖啡店。但其实又不止这些，比如摄影节、公共教育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以前还有艺术家驻地项目，现在主要是在厦门。实际操作上，在展览里，摄影作品会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里，一个被尊重的区域、一个墙面，让大家到来，去看、去对话、去了解影像的独立性。同时，也要通过很多活动来传播——我们做摄影节、教育项目、培养青年艺术家，都是在传播摄影这门语言的价值，让人读懂一幅照片所蕴含的内涵是什么。

　　三影堂北京和厦门两个场馆各自独立，作为创办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从最开始的“明天会不会关门”，没想到很快就到了2017年的10周年，当时评选大奖场面还历历在目。明年就16年了，真是感慨。现在回想创办第二年2008年碰到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是最难的，草场地还有很多国际画廊一夜之间就关闭了。如果当时撒手说不做了，可能到今天也不再有可能再开起来，坚持扛过去，撑下来了。想想为什么呢，在中国没有需求就不可能活下来，那么一定是因为有需求也有这个市场，并且有人（包括媒体）一直在关注，他们有这个好奇心要去了解，那么或多或少就有来参与。

　　其实很多人有欣赏摄影这个需求。这几年我们会评估一些展览，门票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尤其是一些大师的展览，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是有可持续需求的。

　　关于运营的资金方面，我们还是靠天吃饭，比如说新冠疫情的影响就真的很大，所以只能去顺应自然，有很多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三影堂摄影奖目前暂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开始，毕竟我们还是希望评委和摄影师能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

　　摄影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很难凭一己之力什么都顾及。像你提到一些新的民间摄影奖项，我觉得是很好的，有更多这样的平台可以让年轻人发声。但我觉得这样的平台在中国还是太少了，最好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毕竟中国（人口）基数有多大啊。在欧洲，你看影像机构、研究所、美术馆真的是很丰富，馆藏、运用，开放程度都相对比较成熟了，所以这样一对比，我们真的还是太少。

　　荣荣：如果说官方的摄影收藏，就我所知确实很有限。记得有一年中央美院美术馆做了收藏展览，但还是很不够。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基金，要有一个独立的版块，建立起摄影部，因为摄影也涉及到材料和工艺，没有人员，就没法下手去收藏。对于文献，就更不用说了，搜集、整理、保存都尤为重要。

　　我还是希望官方能有大的动作，那对于摄影收藏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而且迟早会有的。有更多的声音来呼吁，就能看到改变吧。

　　如果美术馆没有把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具有独立性的领域来看待，不给予充分重视的话，我想中国摄影收藏很大程度上确实还是块空白。

　　以我在北京三十年的生活经验，也接触到一些人，早期到潘家园跳蚤市场，有看到老照片，但基本都是外国人买，他们比较有这个意识去收藏。我在北京时间比较早，做创作，也引起了关注并且被收藏，所以可以成为独立的职业艺术家，然后被认可。我能感觉到，本土对摄影的敏感度不高，对摄影这个媒介是不是艺术品定位这个问题，国内的藏家没有看好，也没有看懂，这个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你说中国没有摄影收藏家么？其实不是，完全不是。而对其他有收藏意愿、收藏能力的那些人，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让他成为藏家，取决于体系里有没有摄影教育的环境，有没有让人认识到摄影的价值，这些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所以，如果到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泰特、蓬皮杜或者MoMA，他们对待一张照片是什么态度，什么样的安排。那在我们的大环境中，摄影师能在很好的地方展出么？有，但很少。所以公众就不会认为摄影是艺术品。国家有这个意识，给予尊重和重视，有这个观念的转变，很难，但很必要。其实在国外美术馆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制式，比如说泰特，我就能看到培根或者毕加索的一张画，然后培根同时代哪一位摄影师的作品会在旁边展出，他们一视同仁地被重视。在一个时代里，有不同的艺术家选择用不同的媒介，雕塑、油画等等，还有的用摄影，不是一样吗？他们只是选择用摄影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从教育，从传播就缺失的。大量摄影收藏家的诞生，语境里要传播的东西很重要。

　　如果未来在公立的美术馆里，有更多的摄影被收藏、被展示，对于藏家或者对摄影有兴趣的人，就会更有自信，这是艺术品。虽然说起来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几十年的差距，但是有这个意识，认识到不足的地方，就会有改变，这个生态就会繁荣起来，否则就提不起劲来。

　　荣荣：每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中国律动”板块，我们都联合一所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共同呈现，由他们来策划这个板块的展览。比如前年鲁迅美术学院展出了他们的师生作品，去年中央美术学院也会有自己收藏的展览策划。一般是由我们邀请，然后与策展人交流，再请他们提案，然后再提一些意见，形成共同发起和策划的最终项目。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鲜的血液会注入进来。

　　荣荣：实际上我并没有太想过这种问题，只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一定要发出声音。计划没有变化快，目前能够按部就班的持续下去我就很开心了，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我现在没有过多参与日常的管理，因为我又回归到摄影家的身份上，在创作一些东西。我们的团队很不错，有自己独立开拓的视野，北京和厦门两个团队的人员也都很年轻，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样的规划。现在有新的发展趋势，这是很好的。虽然我们是发起者，但是作为艺术家，也会有一些局限。比如我们的喜好会很个人，这个做、那个不做，但是作为一般机构要运转，就要更多元、更丰富、视野更广。我们虽然有很好的初心，但并不是很合格的管理者。

　　到目前，三影堂还是这样在运作，没有基金会介入。我们的机构设有一个运营总监，两个馆长，我自己更多的是在学术上把关。日常的运营、琐碎的事情就交给更专业的人员去处理。基本这6年来，我退出具体的日常管理了。我们知道一下最近的展览信息，讨论一些大方向就可以。

　　另外，三影堂现在正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进行合作，这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机构，能与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有学术性的摄影节建立这种合作，非常顺利，也很幸运。这样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带到中国来，也可以把中国最好的摄影家带到世界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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