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随笔文学艺术不但具有认识作用，更重要在还在于它的教育作用，这是《毛诗序》所特别强调的东西：“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短短的一篇序，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这一观点，足见它是多么地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了。实际上，《毛诗序》已将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看作文艺的根本目的了，似乎文艺的价值，就在于教化。这种观点，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毛诗序》上承自孔子以来的教化说，下启后世教化目的论，致使后代许多文论家过分夸大了文艺的教化作用，极力贬斥文艺的美感悦愉性，这使得中国文学艺术始终紧紧与政治教化绑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文艺的一大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他衡量诗歌的根本标准，完全是承袭《诗大序》的观点，“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藉古乐府》）因此，他对历代作家的评论，就用此标准来一刀切，于是乎中国古代的一些卓越诗人，诸如屈原，陶渊明，李白竟遭到了他的贬斥。因为这些人的作品不符合他的教化目的论，至于南朝诗歌，更不值一提，“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与元九书》）其走极端者，是宋代的道学家，他们唯教化是崇，彻底否定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否定了文学的情感性，认为“作文害道”，是“玩物丧志”，（《二程语录》卷十一）甚至说：“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主张一切文章皆应当“发挥义理，有补世教。”（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这就彻底抹杀了文艺的根本特征，实际上也就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当然，《毛诗序》所倡导的教化说并非一无是处。它强调文艺与政治教化的密切关系，也促使后世的作家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因而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史”，杜甫、白居易、陆游……都是最好的例证。不过它的偏颇之处，我们不可不认识。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
《毛诗序》认为，文艺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作用，即为统治者歌功颂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汉代统治者好大喜功，自然就会有不少文人出来吹牛拍马。这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大力提倡歌功颂德。巩固提倡文艺应当“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大文论家王充甚至专写了一篇《须颂》，来论证歌功颂德的伟大意义。当然，一味歌功颂德是不够的，文艺还应当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在必要的时候，应当进行讽谏，所以《毛诗序》又说：“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虽然这种讽谏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是为统治者改善政治着想，但却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世的影响是较好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少作家以此为武器，大胆地抨击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写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诸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有县宰加朱绂，便是苍生血染成”等等；不过，《毛诗序》是不赞成直刺过失的，它要求诗人讽谏，应当“主文而谲谏”，所谓“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过失，话不要直说，而应绕着弯子说，以免伤了统治者的面子，惹下罪过。这种羞羞答答的讽谏，效果怎么样呢？只能适得其反，谏而不止。对这一点，扬雄是深有感受的。扬雄“尝好辞赋”，但是后来却坚决洗手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法言·吾子》说：“或曰：赋可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因为赋正是“主文而谲谏”的，往往是绕着大弯子讲话，正如《汉书·扬雄传》所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十分明显，《毛诗序》虽提倡讽谏，但却“犹抱琵琶半遮面，”主张“主文而谲谏”，这是很保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