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随笔新疆地区在古代被称为“西域”，自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开始，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中，新疆地区自古代开始一直到清朝前期，一直被称为“西域”，直到清朝中期，在乾隆统治时代才被改称为“新疆”。
自清军入关之后，清朝历代皇帝皆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清政府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终于彻底统治了全中国，乾隆为了纪念这一切，就将这快最后由他确立了清政府统治权柄的地区称为“新疆”。
而“新疆”二字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他在给乾隆皇帝上奏中写道：“他族逼处，故土新归”，翻译过来就是，新疆虽然自古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为是从沙俄手中重新收复回来的失地，所以就有了“故土新归”之意。
自乾隆时期开始，清政府在确立了新疆的统治权后，就在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一职，统辖新疆地区的所有军政事宜，其权利之大，堪比古代时期的一方诸侯。
那么伊犁将军权利如此之大，清朝皇帝就不怕他们造反么？新疆地区占地辽阔，伊犁将军又是如何管理新疆地区的呢？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走进历史，咱们先从伊犁将军的由来说起，再说说清朝皇帝为何不担心伊犁将军造反，最后则是看看伊犁将军是如何管控这庞大的新疆地区的。
在清朝前期，新疆地区居民以尔族为主，在康熙年间，准格尔部吞并了南疆，将尔族的首领囚禁在了伊犁当做人质，同时被囚禁的还有尔贵族大和卓木布那敦和小和卓木霍集占。
1755年，清政府趁着准噶尔内讧之时，发兵讨伐准噶尔部的首领达瓦齐，并大获全胜，在平定了准噶尔部后，清政府释放了被囚禁的布那敦和霍集占，并让他们统领尔旧部，希望他们能协助清政府统一南疆。
但霍集占兄弟不仅没有帮助清政府，反而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在杀了清军副都统阿敏图等人后，对外自称巴图尔汗，召集了数十万尔族人来反抗清政府。
1758年，乾隆以兆惠为将军，率领清军前往，在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与大小和卓进行了数次大战，一年后，大小和卓战败西逃，在途经巴达克山时，被巴达克山的统领素勒坦沙擒杀，叛乱遂平。
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终于将新疆地区彻底纳入掌控，随后为了加强对于新疆的掌控力度，从1760年开始，乾隆向新疆设兵驻防，初始只向乌鲁木齐、巴里坤两地派驻了一万绿旗兵，让他们在当地屯田，为清政府之后的调兵布防做准备。
1762年，在军粮问题得到解决后，乾隆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伊犁河北岸建立惠远城作为将军府，并陆续在其四周建立了惠宁、宁远、广仁等八座卫星城，来加强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而这九座建立于清朝的城镇，被人们统称为“伊犁九城”。
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最高行政长官，有着节制南北之权，可统辖外夷部落，整个新疆的军政大权全部在伊犁将军的手上，他可以随意调动各地的驻军，在整个新疆地区，伊犁将军就是最高的统治者。
1763年，乾隆开始大规模向新疆调遣军队，先是将凉州、庄浪两地驻防的八旗兵中调取三千人派往伊犁，又从察哈尔何、索伦两地各调一千士兵派往伊犁，在第二年，从承德地区又抽调了一千人派驻伊犁，就这样，乾隆每年都抽调各地驻军派往新疆，到了1771年，伊犁将军统辖的新疆驻军已经多达三万人。
小伙伴们可能疑惑，在伊犁将军权利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乾隆为何还要不断给他派兵？就不怕伊犁将军脱离掌控，在新疆自立为王吗？其实，乾隆还真不怕，下面小编就说说乾隆为什么不怕！
第一点：自乾隆设立伊犁将军起，凡是就任此职的都是深受皇帝信任的心腹大臣，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八旗子弟出身，比如曾任职伊犁将军的阿桂，他就是满洲正白旗出身，其最高官职为内阁大学士，妥妥的乾隆心腹大臣。
第二点：在新疆负责驻守的军队有三万人，乍一看可能很多，但如果放在整个清朝来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例如在乾隆时期，清朝所有军队加在一起至少有70万人，新疆的三万驻军相比之下，并不多。
而且在新疆驻守的三万军队中，有一大半都是从驻守各地的八旗军中抽调，而八旗军实际上都是由清朝皇帝直接控制的，伊犁将军虽然名义上有统辖权，但实际上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
在以上双层保障之下，清朝皇帝对于新疆地区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掌控力度，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一直以伊犁将军管理新疆，并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原因。
说完了伊犁将军的由来，以及清政府对于伊犁将军的掌控力度，下面咱们再来说说伊犁将军是如何治理新疆的，小编将用内外两个部分来为大家说明。
内部：以乾隆末年为例，在伊犁将军之下，分别设有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他们负责协助伊犁将军管理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事务。
其中北路设置伊犁参赞大臣、南路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西路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东路则设置乌鲁木齐都统，这四位大臣直接听命于伊犁将军，协助他统领新疆各地官员和驻军，合称为“四大镇”。
除此之外，在古城(今奇台)、吐鲁番、叶尔羌(今莎车)、阿克苏等地分别设有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他们可统辖当地各县、营文武官员，协助伊犁将军管理一城之事。
外部：在新疆驻防的清军，沿着边境线设立了卡伦（巡查哨所），其中由两个卡伦交替巡查的地区称为“开齐”，而小卡伦分置瞭望之处，则称为布克申。
这些设置在边境线的卡伦，分别由当地驻军中的前锋校或骁骑校带兵驻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内稽逃人，外控荒服，沿边定界线，几察森严”。
虽然新疆地域辽阔，边境线长度高达数千里，但在有了这些卡伦负责巡查全境后，极大地加强了伊犁将军对于边境的管控力度。
而且别看伊犁将军统辖的军队只有三万多人，但当时新疆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人口其实并不多，这三万士兵负责震慑新疆内部和巡查边境完全够了。
伊犁将军的设立，协助清廷加强了对北部和西北部边疆的统治力度，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年羹尧最巅峰的时候，身兼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等数职，不但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还是超品的一等公，可谓权势熏天。
不过，后来雍正帝跟年羹尧闹翻，将其调任杭州将军，很多人认为是贬职，其实不是的，因为杭州将军品级很高，只不过实际权势不如抚远大将军大罢了。
年羹尧最开始其实是个文官，在翰林院任职过，跟张廷玉是同事，后来外放为地方官，由于政绩好，逐渐做到了四川巡抚、四川总督的高官。
康熙六十年，康熙帝任命三十九岁的年羹尧为川陕总督，后来他因为给抚远大将军胤禵提供后勤保障有功，而得到了参与军队事务的机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年羹尧就开始逐渐分走了胤禵的军权，但他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层身份，那就是雍正帝的心腹之人。
年羹尧之所以能成为雍正帝的心腹，其实还在于他的身份，他是汉军镶白旗人，而雍正帝被封为亲王之后，得到了镶白旗部分佐领，年羹尧恰在其中。
也就是说，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包衣奴才，这层身份到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跟雍正帝是天然的同盟关系；再加上后来雍正帝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为次福晋（也就是回来的年贵妃），两人因此成为郎舅关系，两人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虽然，年羹尧一开始跟八爷党走得很近，但后来雍正帝为了拉他回头，让他将家人都送到京城当了人质，他这才转而支持雍正帝。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之后，雍正帝一方面操办登基事务，另一方面让年羹尧接管了胤禵的军权，由于年羹尧表现很好，因此雍正帝继位之后，就让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
雍正元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雍正帝让年羹尧出征，同时下令他兼管川陕甘云四省军政事务，相当于他一个人当了四个省的总督。
后来，年羹尧平定了叛乱，雍正帝十分高兴，封他为一等公爵，让其参与最高决策，并将很大一部分人事权给了他，年羹尧趁机将心腹之人安排到各地任职，垄断了多个省的官场。
可以说，当时年羹尧的权势是非常之大的，他在西宁的时候，要求蒙古王公跪拜，对其他督抚也都是以上级对下级的态度，生杀任免也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他入京见雍正帝的时候，许多督抚都跪着迎送，王公贵族给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
可以说，由于雍正帝太过放权，导致年羹尧逐渐做大，成为可以左右朝局之人，当时很多人都说他功高震主，但他不听。
雍正二年年初，年羹尧的权势达到历史最巅峰，此时他手握十几万精锐军队，掌握着四个省份的军政事务，还是西安八旗驻防军队的最高掌管，而且门生故吏及亲信遍及北方数省，甚至在朝廷都有他的亲信，其权势之大，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如果年羹尧安分守己，倒也罢了，可他胃口特别大，大肆以权谋私，态度还很不好，最终触碰到了雍正帝的底线，雍正帝决定对他下手。
但是，要扳倒年羹尧谈何容易，雍正帝决定釜底抽薪，他对年羹尧的部将及政敌进行拉拢，让他们揭发年羹尧的罪证。
这其中，有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正是年羹尧的部下岳钟琪，雍正帝为了拉拢岳钟琪，说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是年羹尧害死的，让岳钟琪暗中帮助自己，夺取年羹尧的军权。
最终，雍正帝在搞定年羹尧的羽翼之后，于雍正二年四月罢免了年羹尧的抚远大将军及川陕总督之职，改任为杭州将军。
当时，雍正帝担心打草惊蛇，年羹尧会狗急跳墙，所以该任年羹尧为杭州将军，给的理由也很充分，他说自己听到一个谶语，“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他想让年羹尧去当杭州将军，验证一下是否属实。
杭州将军，也就是清朝十四个八旗驻防将军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分军区司令，品级是正一品，比总督品级还高。
品级高，意味着待遇好，因此雍正帝将年羹尧任命为杭州将军，个人待遇并未减少，但权势却大大降低了。
这句话是结合前文所述的谶语说的，雍正帝的意思是，如果真如谶语所言，年羹尧可以在杭州称帝的话，那就是天意，雍正帝也认了；但如果年羹尧不愿意称帝，就统帅数千兵力，到三江口驻守去吧。
从雍正帝的话我们可以得知，杭州将军麾下只有数千人，这点人马也就只能防守一个城，干不了太多事情。
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的时候，除了管理十几万军队，还可以管理四个省的政务，并对蒙古有很大的管辖权，甚至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但是，自从成为杭州将军之后，他就只能管理几千兵力的军务了，浙江的其他事务，他是无法插手的，因为这是浙江巡抚的事情（当时的浙江巡抚不是别人，正是雍正帝的另一亲信李卫）。
清朝历史上，抚远大将军一直都是有皇室成员或者皇亲国戚中的重臣担任的，因为这个职务是专门应对北方战事所设置的，关乎着国家安慰，拥有极高的权力。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战事，皇帝一般会给抚远大将军许多其他权力，比如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时候，康熙帝同时还封他为大将军王（不是王爵），让他节制文武百官，掌生杀大权，也就是代天子出征，当时康熙帝在诏书中是这么说的：
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年羹尧出任抚远大将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雍正帝给了他极大的权限，让他的职权瞬间就大大超出了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本身的范畴。
我们可以发现，年羹尧当抚远大将军的时候，不但要带兵打仗，还要管理政务，甚至连粮草转运等事务，都是他负责的。
权力大，意味着地位更高，还可以给他带去大量的资源，在年羹尧的几十款大罪当中，有几款罪比较引人注意，比如、非法经营、僭越之罪，等等。
可见，年羹尧有了权力之后，就可以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除了之外，他还通过做生意赚钱，有了钱之后就开始挥霍了，以至于使用了不该用的东西，又犯了僭越之罪。
当然了，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给年羹尧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我来说一下年羹尧去杭州时候的场景，大家就都明白了。
据记载，年羹尧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杭州将军之后，很不高兴，也不愿意赴任，甚至动员西安百姓挽救自己，还跑去找岳钟琪，让岳钟琪替自己说情，但终究于事无补。
雍正二年七月，年羹尧来到了杭州，但如何安置他这个问题，让当地官员十分为难，当时有个官员给雍正帝写了个奏折，说年羹尧带着上千名随从来到杭州，携带的财宝、物品，需要建造几百间屋子才放得下。
年羹尧的财宝，需要几百间屋子才装得下，这简直太恐怖了，光靠他的工资及雍正帝的赏赐，有这么多吗？
显然是没那么多的，这些都是他当抚远大将军时收敛的钱财，但如果他当了杭州将军，那他的生财之道就彻底断绝了。
不仅如此，年羹尧成为杭州将军之后，虽然位居一品，但职权还没有总督大，那些被他提拔为总督、巡抚和将军的人，以后还会为他效力吗？
显然是不会的，自从年羹尧被调任杭州将军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失宠了，权势也大为削弱了，于是纷纷上书弹劾他，将他犯的罪告诉雍正帝，正所谓人走茶凉，就是这个道理。
可见，当杭州将军跟当抚远大将军，从掌握的资源上来说，就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年羹尧的个人利益将大大受损。
当地官员当然很不爽了，于是将年羹尧的情况报告给雍正帝，雍正帝此时还未动杀心，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雍正帝不能忍。
清朝时期，官员职务变更，一般要上奏折谢恩的，年羹尧倒是写了个奏折，但他明显心中有气，只在奏折中说了下自己的情况，没有任何关关于谢恩的话。
事实上，此前几天，接替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并接管军权的岳钟琪，也曾将他与年羹尧的谈话告诉雍正帝。
岳钟琪认为，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其实是升官（按照官职来说，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不过是从一品），只要年羹尧老实本分一点，也就没什么事了。
但是，年羹尧感到很失望，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还让岳钟琪照顾一下盐商傅斌（可能与年羹尧有利益往来），又被岳钟琪拒绝。
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年羹尧对雍正帝确实不满；另一方面，年羹尧在抚远大将军任上，有着太多的利益关系，他不愿意离任。
雍正帝得知这件事后，本来就很生气，再加上年羹尧在奏折中不谢恩，因此以此为借口，将年羹尧贬为闲散章京，去看守杭州的庆春门，爵位也全部革去。
到了十月，随着严惩年羹尧的呼声越来越高（年羹尧得罪的人太多，比如怡亲王允祥、隆科多），雍正帝最终于当年十月下令将年羹尧抓捕回京，十月底将其赐死。
这其实是一个烟雾弹，为的就是麻痹年羹尧及其党羽，让其不但轻举妄动，毕竟杭州将军是正一品大官，年羹尧不至于狗急跳墙。
事实上，年羹尧一直不相信雍正帝会杀掉他，因此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到杭州赴任，甚至在雍正帝派人去抓他，以及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也不肯交代，坚持自己无罪，他自认为跟雍正帝是亲戚关系，又是大功臣，不至于落得个被杀的下场。
而雍正帝也看透了年羹尧的心思，也做出一副不杀他，只是给他挪挪位置的姿态，试想如果雍正帝一开始就派人抓捕年羹尧，年羹尧会不会反抗呢？
也就是说，任命年羹尧为杭州将军，只是个缓兵之计，雍正帝的最终目的，还是将年羹尧这个隐患彻底除掉。
总结一下，年羹尧被调为杭州将军，其实也不算是降职，只不过杭州将军的权势跟抚远大将军没法比，这是雍正帝刻意为之的，让年羹尧没有拒绝的理由。
试想，如果杭州将军级别太低，那年羹尧不就是被贬职，那他还会乖乖就范吗，所以也只有给他升职，雍正帝才能达到目的。
要换只有撤消当前官职，再重新练．撤消后当前所有的功勋都将归零．当文官有很多高级官职都需要智力达到一定数值才能册封的，武将也一样的，有些武力达不到一定数值也是不能册封的．先封好文官的官职，然后撤销，等功勋够了选武将，不过有些武将是没有文官的，比如说你用赵云，文官的官职到顶了（也可以不到，但最后的技能就学不到），而且又有功勋，就可以撤销他的官职然后重新升武将的，文官技能保持不变功勋够了，升官的时候手动选武官
迎财神爷，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五，正月初五也被称作为是财神爷的生日，具传说财神爷也就是在正月初五那一天出生的，后来得道成仙也是在正月初五。被世人定为财神节，所以在我们华夏每年的正月初五，都会在家里上香来拜财神，保佑自己发财平安。
一般来讲，清代的官制体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地域体系，分为京官和地方官两大系统。二是职能体系，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大系统。两大类相互交错。其中，京官系统中以文职官员为主，地方官系统中则文武兼有。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一品是古代官品等级的最高级别，官职为太师，太傅，太保，光禄大夫，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銮仪卫掌卫事大夫，建威将军，子爵(清朝时期)。
从一品是封建社会九品十八级官制中的第二等级，正一品和从一品是不同职位的。简单的说，同品阶中，正一品比从一品官阶稍大，从一品官职为少师、傅、保，太子太师、傅、保，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理藩院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内大臣，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都统，驻防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提督，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清朝时期)。
宰相。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宰相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名，而只是一个俗称，一个对辅政君主总理百政，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的俗称。历朝历代，只要官员能同时拥有以下两项权力的，他就能被称之为宰相：一、要有能与皇帝直接面对面商议朝政事务资格的“议政权”。二、要有能够监督、督促百官执行政务的“执行权”。
只要能在朝堂上同时拥有“议政权”、“执行权”两项权力的，他就是我们俗称的宰相。如魏晋南北朝的尚书令、唐代的尚书左右仆射、宋代的参知政事、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及清代的军机大臣等，他们就都可被称为“宰相”。
当然，“宰相”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是完全就没有用来作过正式的官职来使用过。事实上，历史上还是有一个朝代，将“宰相”来作为官职来使用的，这就是辽代。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其中北面官以北、南枢密院为尊，北、南宰相府次之，这四个衙门共同执掌着辽代中央最高军政事务。而北、南宰相府的最高长官就是北府左、右宰相和南府左、右宰相。
那辽代所置的“宰相”是干嘛的呢？从《辽史·张孝杰传》载：“孝杰（官至北府宰相）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耶律宗允墓志铭》载：“拜为南宰相，斯则我朝所置之元辅也，位在丞相之上”等史料来看，辽代所置的南北左右宰相，就是掌握辽代最高权力的官员之一，类似于唐代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代的参知政事，也就是辽朝堂之上的百官之长。
到这里，有人或许就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宰相”几乎从来就没有作过正式的官职名来使用过，可为何人们会用“宰相”来代指历代朝堂上那些君主之下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官员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宰相”虽未被多数朝代用于正式官职，但在先秦时期，“宰相”中的“宰”和“相”却是正式的官职，史载商代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他们皆是百官之长，是辅佐君主并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官员。而后，因“宰”有主宰、管理之意，“相”又有辅佐之意，是故，自春秋战国之后，人们就习惯将“宰”和“相”合为“宰相”，以此来代指朝堂上那群执掌全国最高权力的官员。
PS：将“宰”和“相”合称为“宰相”，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丞相。有别于“宰相”，丞相自出现那刻起，他就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名来使用。最初是作为百官之长的副手，秦汉之时，曾在副手与百官之长间来回徘徊，三国之后，彻底成为辅政君主总理百政，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
秦悼武王二年（前309年），秦武王“置丞相，摢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置左右丞相，作为相邦的副手，来辅佐相邦处理朝政事务。秦武王置左右丞相时，“相邦”与“丞相”是同时存在的，这点出土于秦国东陵器物上刻着“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金文，及《史记》记载秦王政初期吕不韦为相邦，昌平君为丞相，就可得知。因此，在相邦未被废除前，丞相并非是秦汉之后那般百官之长的存在，此时，他只是“相邦”的副手，虽地位依旧崇高，但较之秦汉以后，还是要差了些许。
到了秦王政时期，因相邦吕不韦之乱，让始皇帝对相邦起了忌惮之心，之后鉴于“相邦”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严重威胁到皇权，始皇帝在铲除了相邦吕不韦的势力后，遂就不再置“相邦”，而是改由“左右丞相”来替代相邦，成为“总理百政，典领百官”的百官之长。
此后秦代就一直以“丞相”为百官之长。不过在秦二世时期，丞相的人数有了些许的变化，曾经是左右两位丞相，在此时变成了左中右三位丞相。而之所以会出现中丞相，就是因赵高的缘故。众所周知，秦二世能登基，靠的就是李斯和赵高二人，若无他们二人，二世断无登基可能，因此对于这二人，二世自然是要大加赏赐的。
在当时，李斯已贵为左丞相，所以在职务上已是顶峰的，而赵高虽未列丞相之职，但因左丞相被李斯所占，右丞相又被地位更高的冯去疾所占，所以要想让赵高列丞相之位，秦二世只能是再增加一个丞相，而这就是“中丞相”。
汉代秦后，在政治制度上，刘邦几乎是照搬秦制，因此丞相制度自然也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延续秦制的同时，刘邦也进行了一些创新。首先，刘邦废除了秦二世所置的“中丞相”，而在废除“中丞相”的同时，刘邦又恢复了被始皇帝所废除的“相邦”（为避刘邦讳，相邦改为“相国”）之职，如惠帝时期，相国为吕产，右丞相为王陵，左丞相为陈平。
而从《史记》中记载萧何因诛杀韩信有功“使拜丞相何为相国”来看，汉初被恢复的“相国”之职，他的地位同秦代一样，是为百官之长，地位要高于左右丞相，是为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最高长官，此时左右丞相就又成为相国的副手。前180年，自相国吕产被杀后，“相国”之职不再设，由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
文帝二年，汉文帝废除左右丞相，仅设一位丞相，由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负责辅佐天子处理全国军政事务，总理万机，此时丞相拥有着巨大的权力，首先，他可以不经由皇帝就直接任命或罢黜四百石以下的中都官、郡国官，而对于六百石至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丞相虽不可直接任命或罢黜，但却可以直接上奏皇帝，请求皇帝执行任命或罢黜行动。
同时，若是一般政务，丞相一人就可乾坤独断，可直接决定该如何去做，而无需经过皇帝的同意。而若是国家大事，则拥有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与皇帝共同商议的权力，且如若丞相对皇帝处理重大政务时的命令有质疑，他还可直接行使封驳诏书的权力，将皇帝的诏书直接退回到皇帝的手中，拒不执行。
基于丞相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力，到了汉武帝时期，丞相开始严重威胁到皇权，再加上武帝初期，又是外戚干政的高峰时期，此时外戚窦氏、王氏总揽朝政，窦婴、田蚡等外戚借着丞相的权力是拼命挤压着武帝这位皇帝的生存空间，他们独揽朝政，把控着朝中官员的任用权，田蚡时期，甚至是逼的武帝都说出了“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官呢”这般无奈的话。
由此，武帝中期，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汉武帝遂着手建立起了一个只依附于皇权，并只听命于皇帝的机构，这就是“中朝”。而随着“中朝”的建立，西汉朝政鹿邑天气预报一 大权逐渐落到了中朝领袖大司马大将军的手中，此时，丞相虽名义上还是百官之长，但权势却是大不如前。在皇帝，及中朝官员双重的压迫下，到昭帝时期，丞相就逐渐从一个决策官员变成一个只能是听从“中朝”官员的吩咐去执行的官员，这时如韦玄成、匡衡等丞相，他们在皇帝与中朝官面前，为了保持其禄位，只能是阿谀奉承，再无往日作为百官之长的威严。
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自此“丞相”这个作为百官之长的官职暂时告一段落，而此时丞相已存在了220年，是历史上丞相这一官职设置最久的一段时期。此后，自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至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这200余年间再无“丞相”一职。
建安十三年（208年），枭雄曹操为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遂重设“丞相”一职。而此时，因担任丞相的是权臣曹操，所以此时的“丞相”，其权力已与皇帝一般无二。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置有丞相，但需注意的是，三国丞相中，魏吴两国丞相非百官之长，地位较之秦汉都是要低的很多的，而蜀国的丞相是地位最高的，是真正“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百官之长。
首先魏国的丞相等同于虚职，其兵权被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所控，而其政权则被尚书令、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等所控。其次吴国的丞相只是管理例行政务的普通官员，他参与不了国家大事的决策，在吴国真正掌控朝政大权的是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这些内朝将军，他们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最后蜀国的丞相是三国中权力最大的，因诸葛亮的缘故，蜀国丞相的职权是被无限放大，几乎等同于皇帝，他可任命朝中任何官员，并执掌蜀汉内外军政事务，可谓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几乎不设，而一旦设立，那就是改朝换代之时，正如《文献通考》所言：“丞相既不为宰相之任，而常为嬗代之阶” 北京是天气预报，此时南北朝的那些权臣们，为了更加名正言顺的执掌朝中事务，从而完成他们的谋朝篡位之举，他们往往会逼迫当朝皇帝册封他们为丞相，而后在不久就会实施篡位之举，如齐萧宝融，称丞相不久就废其君萧宝卷自天气预报 赫山区立；梁侯景为丞相，两年后侯景即称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几乎不设，而一旦设立，那就是改朝换代之时，正如《文献通考》所言：“丞相既不为宰相之任，而常为嬗代之阶” ，此时南北朝的那些权臣们，为了更加名正言顺的执掌朝中事务，从而完成他们的谋朝篡位之举，他们往往会逼迫当朝皇帝册封他们为丞相，而后在不久就会实施篡位之举，如齐萧宝融，称丞相不久就废其君萧宝卷自立；梁侯景为丞相，两年后侯景即称帝。
再之后，隋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这百余年间，除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曾短暂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外，其余时间丞相就再未出现过。这段时间里，原属丞相的职权被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内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官职所替代。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实行“乾道改制”，将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但此时左、右丞相并不是百官之长，而是在尚书令、中书令之下，为其副手。
元朝，元廷于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总理全国政务，是为百官之长。同时，元廷还曾经在尚书省置丞相，分理财赋，但不久即废除。此后左、右丞相制一直延续到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这一年，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并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宣布废除丞相制，由皇帝直辖六部。自此，断断续续的存在了1600余年的丞相宣告终结，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终上所述，丞相与宰相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回事。同时，他们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首先，“丞相”是官职名，而“宰相”除辽代外，他皆不是官职名，而仅仅只是一种俗称。其次，“丞相”就是“宰相”，可“宰相”却并不一定是“丞相”，因为在历史上，如唐代的中书令、尚书令、侍中，宋代的参知政事，他们皆可称为“宰相”，可事实上这些官职皆不是“丞相”。
中国古汉语，许多词语有一个产生、发展和逐渐演变的过程。有些词语原意是“南”，到了现代，被人理解成了“北”，但是一旦约定俗成，也就无法再细抠其本意了。比如：
“愚不可及”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最初其实是一种至高的赞美。语出《论语.公冶长》，孔子评价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宁武子的时候这么说：国家政治开明，他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当君主昏暗无度，他就退居幕后装糊涂。他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但那种装糊涂，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能达到“大智若愚”的地步，是很难的。但是现在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笨到无人能及的程度。
还有“无奸不商”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最早的说法是“无尖不成商”，“尖”说的是米堆的尖，古代的米商做生意，除了要将斗装满之外，还要再多舀上一些，让斗里的米冒着尖儿。在那个时代，不能敦厚到这种程度的，就被公认为不够格当商人。但是现在却成了凡是商人都奸猾的意思。
同理，“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是：
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乡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 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
文官所穿的官服上绣的是飞禽，而武将所穿的官服上绣的则是走兽。表现出文官拥有非常发达的头脑以及高超的智慧，而武将则拥有英勇无比的力量，以及敏锐的行动力。
穿着这种官服的官员，行走在外时都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光凭官服的样式就能够彰显出他们的官阶，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百姓看了以后，眼中充满了羡慕的眼神。
其实《大明王朝1566》中假借郑泌昌之口所说“文官的衣服上绣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绣的是兽。披上了这身皮，我们哪一个不是衣冠禽兽。”并不是贬义，反而是一种炫耀，要就是说，我们都是为官的，都是朝廷的栋梁，有一阵志得意满的味道。
后来，清朝李汝珍所著《镜花缘》中有一句：“既是不孝，所谓衣冠禽兽，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这句话就纯粹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说，衣冠禽兽一词真正的转义应该是清朝以后。此时的意思已经变成一个人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比喻其道德败坏。和成语道貌岸然有些类似。
其实，和后来的“衣冠禽兽”意义相同的词语早就有，只是不太常用。它出现在宋朝，是形容唐朝人苏楷的。“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七）“枭”，是一种穷凶极恶的鸟儿，传说它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不惜吞吃母亲。“獍”，传说它饥不择食，杀气腾腾，居然咬死自己的父亲。
先说六扇门，因为其他几个机构都是明朝特有的，而六扇门则是从秦朝开始，所有封建王朝都有的一个机构。
所谓六扇门，其实是个民间叫法，指的是古代中央三个司法机构的合称。受电视剧和武侠小说的影响，很多人以为六扇门是专门追捕犯人的机构，但实际上在明朝六扇门包括了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追捕逃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职能而已。
为啥叫六扇门呢？因为三法司的衙门大门是六扇的，非常气派，所以民间就以六扇门代称三法司。我们现在房子的门大多是只有一个门把手，所以叫“一扇门”。如果气派一点的，往往是对开门，就叫做“两扇门”。再往上，就是四扇门、六扇门、八扇门，可以想象三法司有多么气派了吧。
不过一般大门是没有八扇的，甚至连皇宫的大门最多也只是六扇而已。倒是屏风很多是八扇的，叫做“八扇屏”，有一个相声段子就叫这个名字。到了清朝，还有人戏称三法司为“八扇门”，理由是在原来六扇门的基础上，加上一座对开门的大牢。
六扇门包括三个部门，刑部负责审判案子，大理寺负责对案子进行核查，发现错案要予以纠正，督察院对上面两个部门进行监督，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案件，就会由三法司会审拿出结果再汇报给皇帝，三个部门之间其实是相互牵制的关系。
那么六扇门有多大权力呢？理论上来说，所有要判罪的官员，都要经过三法司审判才能确定其罪名和罪责，这其中的权力可就大了去了。比如说，某个官员得罪了皇帝，皇帝不能直接处理他，而是要将其交给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判了什么罪，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再汇报给皇帝，理论上皇帝是不能强行更改的。就算皇帝认为这个人该杀，但三法司判的是削职抄家，那么这个人极有可能保住性命。
六扇门，三法司，是国家正式的司法系统，天底下所有的案件都要归六扇门管，你可以将其理解为现在的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的综合体。但这样一来，皇帝就很不爽了，你看我是皇帝啊，要处理个官员还得经过你们同意，那怎么行？我得自己说了算才行啊！于是，就有了锦衣卫。
锦衣卫的前身叫拱卫司，是朱元璋设立的，原本主要是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另外兼职为皇帝收集情报、探查真相，但在成立之初，这个部门就有一个特权，那就是不受三法司的管辖。后来，拱卫司改为锦衣卫，增加了纠察百官的职责，直接听命于皇帝，可自行逮捕和审讯嫌犯。
锦衣卫的级别很高，比如嘉靖时期的锦衣卫首领陆炳，加封太保兼少傅，与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和夏言并称为“三巨头”。
有了锦衣卫，皇帝要处置官员，就方便多了。锦衣卫抓人，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也不需要部门盖章发文，只要皇帝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把人抓回来。电视剧中经常看到，锦衣卫抓人时有人质问，锦衣卫只需要轻轻一句“锦衣卫办案”，所有人就立刻闭嘴，因为锦衣卫办案就意味着为皇帝办案。
把人抓回来之后，锦衣卫会将人关入大牢，但不是刑部的大牢，而是死设的牢房，因为奉皇帝之名设立，所以叫做“诏狱”。刑部审讯犯人时要守很多规矩，比如官员如未被免职是不能上刑的、抱着先帝赐的宝贝也不能用刑，这些桥段我们在电视上都见过。但锦衣卫在诏狱中，可不管这个，不管有没有官职，有没有证据，直接就上大刑，很多官员被屈打成招，或者被折磨致死。
其实，锦衣卫这种机构，在历朝历代都是有的，不过规模没有明朝这么大。比如唐朝武则天掌权期间，就有内卫，著名的狄仁杰就曾被内卫抓去过，不过狄仁杰聪明，直接就认罪了，后来见到武则天才申诉冤情。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害怕在诏狱中直接被弄死。
电视上经常看到刑部官员和锦衣卫争抢犯罪的官员，你以为他们是为了争功，其实不对，一定是这个官员背后有人帮忙，委托刑部来抢人，因为进了刑部还可以召法律的空子想办法慢慢营救，但一旦被锦衣卫抓了去，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了。
锦衣卫是朱元璋设立的，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杀开国功臣们，毕竟这帮老家伙都官居要职，手握免死铁券，如果走正常程序，很难动得了他们。但到朱棣即位的时候，他的皇位是从侄子朱允炆手里抢过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很多人表明顺从，其实心里并不服气，包括很多锦衣卫的成员。
朱棣信不过锦衣卫，谁能保证其中有没有忠于朱允炆的人呢？因此，朱棣就需要建立另外一套，代替锦衣卫来替他执行清除异己的任务。朱棣是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皇帝，他连锦衣卫都信不过，还能信任谁呢？有！那就是身边的宦官，于是，东厂随之诞生。
但是，东厂和锦衣卫的职责是重叠的，朱棣就将东厂的权力设置为锦衣卫之上，并且首领必须由他信任的宦官担任。大家熟悉的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都曾统领东厂。不过要注意，受电视剧影响，很多人以为东厂的人都是太监，这是不对的，东厂的首领是太监，但底下办事的并不一定是太监，否则去哪找那么多武艺高强的太监去？
东厂的权力比锦衣卫大，首领又是皇帝身边最受宠信的宦官，而职责又和锦衣卫重叠，那么毫无疑问在办事的时候，锦衣卫是要受东厂制约的。换句话说，刑部可以跟锦衣卫抢人，但锦衣卫绝不敢跟东厂抢人。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锦衣卫渐渐倒向了东厂，成为东厂的一个附庸。
有明一朝，东厂绝大部分时候都位居锦衣卫之上，但这两个部门毕竟不是一个系统的，所以也有例外。嘉靖时期的锦衣卫首领陆炳，是嘉靖小时候的玩伴，又曾救过嘉靖的命，受信任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宦官。而陆炳又不是太监，那就只好担任了锦衣卫的首领。陆炳有这个优势，在他掌管锦衣卫期间，是唯一能够力压东厂的时期。
东厂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监狱，抓了人来就交给锦衣卫审理。明朝后期，东厂渐渐有了自己的黑监狱，俗称“点心房”，别看这个名字起得好听，但一般进去的人，就很少能活着出来了。
东厂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前面所说的锦衣卫的职能外，朝廷中所有衙门都有东厂的人坐班，负责监视，所有的大案要案东厂都要派人监听，下至底层官吏，上至皇亲国戚，东厂都可以直接抓人，直接审问，就问你怕不怕！
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厂供奉的却是民族英雄岳飞的画像，意为提醒不能办理冤假错案，对此我只能呵呵。
有了东厂和锦衣卫，明朝的已经走到巅峰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东厂的权势越来越大，慢慢的皇帝也有些担心无法掌控了，在一次偶然事件的刺激下，负责制衡东厂的另一个西厂便诞生了。
明朝成化年间，京城内爆出了神秘的妖狐案件，一个叫做李子龙的道士更是凭借着所谓的道法结识了不少朝中大臣。一次李子龙在朝中一个大臣的帮助下，登上了皇家的禁地，还借机观察了紫禁城。这件事情被锦衣卫发现后立刻报告给了皇帝，皇帝立刻把李子龙给杀了。
但是，这个案子的背后主使人是谁，却始终无法侦破。因此，成化帝朱见深十分担忧，他认为锦衣卫和东厂已经不能完全信任了，于是任命大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军官主要从锦衣卫中选拔，短短几个月内，西厂的势力就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虽然西厂的机构设置职权几乎和东厂如出一辙，都是由太监统领，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但是东厂的范围当时只限于京城，但西厂可以侦查全国各地，包括普通老百姓。所以，西厂的为祸程度，远远大于东厂。
最最重要的是，西厂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甚至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把案件弄大，出了结果再汇报给皇帝。这一点，相当于“先斩后奏”的权力了，是东厂和锦衣卫远远无法比拟的。
而汪直为了讨好成化帝，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就构置了很多的大案、要案，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是纷纷上书要求解散西厂，废黜汪直。成化帝无奈，只好撤销了西厂。
但仅仅一个月后，汪直复出，西厂也重新建立起来，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但在后来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成化帝朱见深的孙子武宗朱厚照继位后，太监刘瑾掌权，于是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此时东厂的首领为马永成。名义上谷大用和马永成都归刘瑾管，但实际上这三人相互不和，反而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掌握权力，刘瑾设立了内行厂。
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之列，权势居东、西厂之上。但是，在正德五年，刘瑾倒台，西厂和内行厂都被裁撤了。
这段时间，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并存，从权势上来说，内行厂最大，西厂次之，东厂再次之，锦衣卫最弱。比如，内行厂可以监视另外三个机构，西厂可以监视东厂，东厂可以监视锦衣卫，但反过来就不行了。哎，想不到当年朱元璋时期的老大哥锦衣卫，最终竟然沦落为最弱的小弟了。
但从明朝总的历史来看，西厂和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锦衣卫和东厂是从头存在到尾的，而锦衣卫又大部分时间依附于东厂，所以论为祸之大，冤案之多，东厂是最严重的。至于六扇门，它并不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和东厂等机构无法比较，但如果单论权力，它连最弱的锦衣卫也比不了。
明朝官服的颜色跟等级有关系，在颜色上，明初规定：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可见在明朝，青色的地位超过了绿色，绿色沦为末流。看官服等级，还要看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
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
武官绣兽，以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应归属于明代的“赐服”类。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
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而“公侯”则是日本封建时代的贵族称谓，表示一定的爵位，包括公爵和侯爵。在日本的官职体系中，公爵居于最高等级，侯爵居于第二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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